(轉載自21財經）
過去一年多來，國內各地爭相建設科學城。
2021年年初，武漢東湖高新區（光谷）全面啟動東湖科學城建設，提出力爭當年實現研發投入強度超過10%。
福建省提出，以建設福廈泉科學城為核心，建設一批特色園區、創新平臺和重大項目，推動沿福廈泉軸線打造科技創新走廊，輻射帶動全省創新發展。
成渝在2021年12月簽署《西部（重慶）科學城管委會、西部（成都）科學城管委會共同助推西部科學城建設戰略合作協議》，兩地將發揮創新平臺優勢和引領示范作用，建設我國科技創新“第四極”。
更“資深”的張江科學城，在過去一年迎來了擴容。上海市發布的《張江科學城發展“十四五”規劃》提出，對張江科學城總體空間進行優化調整，規劃面積由95平方公里擴大至約220平方公里。
2020年10月，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公報首次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撐”。
在分析人士看來，各地掀起科學城建設的高潮，從全國層面來看，這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途徑；而從城市的角度來看，推動原創性基礎研究的發展，有利于整合創新資源，匯聚科技人才，也將帶動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推動城市的高質量發展，增強城市競爭力。
與科技園、高新區等不太一樣的是，科學城更加強調原創性的科學理論研究發展，以及以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為基礎的原始創新能力。各地的科學城規劃或定位，幾乎都將科學、原始創新放在了首位。
上海張江科學城的前身是1992年成立的張江高科技園區，2017年8月，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復原則同意《張江科學城建設規劃》，總面積約95平方公里。
據公開報道，張江科學城曾考慮過“科技城”的名字。上海浦東新區科技和經濟委員會主任唐石青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從城市建設形態看，“科技城”和“科學城”沒有特別大的差異，前者一定程度上是強調高科技產業集聚為主題，其原創性和基礎性的東西還是外面來的，而后者則要有新理念、新技術、新模式、新產品，這些是內生的、原創的和向外輻射為主的。
北京正在規劃建設的“三城一區”，“三城”分別指中關村科學城、懷柔科學城、未來科學城，定位也都指向了原始創新、領先技術創新等。
《北京市“十四五”時期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規劃》提出，“十四五”期間，中關村科學城打造科技創新出發地、原始創新策源地和自主創新主陣地，力爭率先建成國際一流科學城；懷柔科學城努力打造成為世界級原始創新承載區，聚力建設“百年科學城”；位于昌平區的未來科學城秉承“攻關未來科技、發展未來產業、集聚未來人才”理念，加快打造全球領先技術創新高地、協同創新先行區、創新創業示范城。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特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研究院執行副院長葉堂林表示，與世界先進經濟體相比，我國基礎研究相對不足，未來北京“三城一區”建設成果顯現，將持續引領北京甚至全國原創性基礎研究發展，進而帶動相關產業轉型升級。
深圳也正在打造光明科學城，官方提出了五大定位：世界級大型開放原始創新策源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核心樞紐、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核心承載區、引領高質量發展的中試驗證和成果轉化基地、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改革前沿陣地。
相比于上海、北京，深圳在基礎研究方面的實力相對薄弱，深圳各界也因此對光明科學城充滿了期待。
南方科技大學原校長、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十一曾指出，深圳最缺少的是能支持可持續發展的源頭創新，而這種創新應該來自于基礎研究。未來光明科學城將承擔起這個責任。
截至當前，全國共批復了4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分別為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安徽合肥以及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而光明科學城正是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核心承載區。
在國家創新體系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可謂處在金字塔的塔尖，被稱作“科研皇冠上的明珠”。事實上，多地都曾提出爭創下一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目標，而打造科學城，正是一項重要的籌碼。湖北省就曾明確提出，支持東湖高新區圍繞創建武漢東湖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高起點規劃建設東湖科學城。
以“科學”作為核心的科學城，將大科學裝置、高校、研究所等作為了首要布局的重點。
在《深圳光明科學城總體發展規劃(2020-2035)》中，9大大科學裝置名單首次對外公布，規劃還提出至2035年建成2到3家有世界影響力的研究型大學。西部（成都）科學城分為“一核四區”功能布局，“一核”的定位為西部地區重大科技基礎設施、科研院所和大學創新平臺匯集區。中國東南（福建）科學城規劃方案中，大學城片區被劃入了科學城范圍。
深圳社科院巡視員陳少兵長期跟蹤國際上的科學城發展，他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國際經驗來看，有的科學城所在城市，本身已經有很強的科技實力，通過將科技資源在空間上重新聚集、重構，獲得較好的發展基礎。但即便是國際上知名科學城的發展，也往往存在科研成果與產業化成果“割裂”或“偏廢”的情況，這背后涉及各國科技體制機制方面的問題。
這也帶來另一個思考，如何考核和評價科學城?
有產業領域的專家主張，對于科學城的考核要具備全局觀，應該更多關注科學性指標，尤其是看未來有沒有可以向外輻射的原創性成果，有沒有可以影響全球經濟發展的重大發現，而對于傳統的產值、稅收等區域性經濟考核指標可以有所突破。
但另一方面，各地在科學城的規劃中，不少會強調科技成果轉化以及新興產業的發展，打造產學研深度融合的生態，科學城往往也被城市寄予打造新增長極的期待。
在張江科學城，集成電路、生物醫藥和人工智能三大主導產業已經不斷取得關鍵核心技術突破，呈現年均10%以上的高增長態勢。
2021年9月，湖北省發布的《東湖科學城建設發展規劃》提出，將構建以科學、技術、經濟、社會價值融合創造功能區為支點的“弓箭型區域創新發展”功能布局。而按照東湖高新區“十四五”規劃，光谷將依托東湖科學城建設，力爭經濟總量突破4000億元。
光明科學城曾提出，建設以科研經濟為主導的新型產業園。在觀察人士看來，這就像是一個集中的、有體系的、規模化的、服務具有針對性的科技成果轉化基地。
最理想的科學城模式莫過于，原始創新有突破，同時也要有創新成果轉化和產業功能溢出，帶動城市、區域乃至全國的產業升級。
這要求在體制機制上有更好的設計。國高創投總經理、星河資本合伙人閻鏡予曾撰文指出，從過去的案例看，大型科研基礎設施到產業化，實際上還存在著一個斷裂帶，轉化成功率并不高。基礎科學—應用科學—產業化，才是產學研深度合作的鏈條。
閻鏡予指出，除了基礎科研設施之外，要實現真正的產業轉化，還必須重視應用科研團隊的引入，既包括高校科研院所，也包括企業科研團隊，彌補鴻溝、完整鏈條。
從各地規劃的科學城體量來看，不少達到了100平方公里級的規模，西部（成都）科學城和西部（重慶）科學城的規劃面積更是分別達到了361.6平方公里和1198平方公里，即便是土地資源稀缺的深圳，也大手筆拿出了99平方公里。
深圳科創委一位人士此前曾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深圳能夠一次性拿得出99平方公里的地塊，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了。
不少科學城面臨著“造城”的問題，而產城融合早已成為現代科學城建設發展的趨勢，也成為各地的共識。
以深圳的光明區為例，這原來是深圳的一個后發展區，整體城市風貌和配套對比中心城區有一定的差距，基礎也較為薄弱。在聚集一流科研平臺的同時，主政官員還需要考慮的另一個核心問題是，如何把配套設施、環境進一步完善，讓頂尖人才愿意來、留得下。
光明區正在提升城市環境、增加教衛文體配套、打造人才住房體系以及打造便利的交通出行環境等各個方面著力。僅2021年秋季，光明區就一次性投入使用中國科學院深圳理工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等6所新改擴建學校，共新增9360個優質公辦中小學學位。
張江科學城在規劃之初，便確定了“一心一核、多圈多點、森林繞城”的布局結構。擴容后，則將形成“一心兩核、多圈多廊”錯落有致、功能復合的空間布局。其中，“多圈”指的是結合地鐵站、產業節點等布局產業組團與生活組團，建設一批高端產業基地和產業社區，推動15分鐘社區生活圈全覆蓋，構建集約緊湊、功能混合的多組團式空間。
在觀察人士看來，在科技創新時代，園區的發展模式已經不再適用，科技創新需要氛圍的支撐，需要各種配套，而不是到了夜間就黑漆漆一片。
日本筑波科學城就曾走過“彎路”，把重點放在科研機構的遷移上，但各種商業、文化休閑配套沒有跟上，導致在建設初期，一到周末就出現“返東京潮”。直到后來，筑波科學城抓住一些契機，興建購物中心，完善交通、文化等配套設施，才將整個城市盤活。
城市研究專家孫不熟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把科技“園”變為“城”，需要構造一個復雜的生態，在這個生態中既要有科技要素的聚集，還要有高質量的生活配套，包括科教文衛、娛樂設施等。一個好的創新空間，最好是能夠實現職住平衡的，要讓科學家、工程師們真正扎得下根，很多創新活動正是來自于高密度的人際交往。
在孫不熟看來，當科學城能夠創造大量的新增就業，未來也將有望成為城市吸引人口的一個新陣地。
但他也指出，創新是一個復雜的過程，打造城市生態只是其中的基礎之一，還需要創新要素的集聚、創新文化的培育、創新機制的改革等多個方面。“大浪淘沙，最后取得真正成功的科學城，或許只有幾個。”
